一文全覽中國共產黨百年主題出版史(1921~2021)
曹建 郭占文 | 2021-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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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說,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


中國共產黨百年來高度重視主題出版工作。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偉大時刻,回顧和總結中國共產黨主題出版的百年發展,吸收經過實踐證明的優良傳統,借鑒曲折過程中的實踐經驗,對于新時代主題出版工作的創新發展和做好中國共產黨的下一個百年主題出版工作,引導新時代出版人堅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更好地服務于黨和國家,服務于人民群眾,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具有重大意義。



主題出版的概念與內涵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在2003年開始實施主題出版工程時,提出了“主題出版”的概念。它指的是“圍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大局,就黨和國家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重大活動、重大題材、重大理論問題等主題而進行的選題策劃和出版活動”。近20年來,隨著實踐和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化,業界和學界對“主題出版”有了新的認知。主題出版在歷史和現實中是普遍存在的,2003年以前的主題出版活動,甚至中國共產黨早期書、報、刊的主題出版與宣傳活動,也逐步進入研究視野,成為研究課題和研究重點。


事實上,關于主題出版的實踐從我國無產階級、中國共產黨誕生初期就已存在,并在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和發展傳播中作出巨大貢獻,為后期逐漸復雜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和文化斗爭帶去了以馬克思主義為主的意識形態指引。


關于主題出版的內涵,目前在業界與學界已形成共識,其核心內涵包括了“黨領導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1]它的實質是圍繞一個特定主題進行的選題策劃活動。隨著出版實踐的發展,主題出版的內涵也不斷延伸和擴展,選題類型日益豐富,表現在歷史和時代發展的方方面面,凡旨在反映黨和國家意志、體現工作大局的選題都可以視為主題出版。[2]與非主題出版相比,主題出版具有主題突出、導向鮮明和時效性強的特點。



中國共產黨主題出版的百年發展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的主題出版與國家和民族命運緊密相聯,不懈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出版規律和重要選題策劃,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反映社會變革的辯證發展不斷出版精品力作,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彪炳史冊的出版奇跡。


無產階級孕育誕生時期的主題出版(1918~1920)


(一)歷史背景


主題出版實踐出現之初,便緊緊圍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這一選題,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密不可分。近代以來,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辛亥革命等嘗試都沒能為中國人找到出路,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為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帶來了希望。因此當時具有覺悟的革命家和大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從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科學主義等角度積極闡述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喚醒當時中國的無產階級意識。這為后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二)主題出版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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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宣言 (陳望道譯 )


一是出版了一批馬克思主義文獻譯著。1919年,李大釗摘譯《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最后部分,發表于《每周評論》第16號“名著”專欄。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在上海正式出版。這一時期重要出版物還有:李達譯的《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3]淵泉譯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惲代英譯的《階級爭斗》,李季譯的《社會主義史》等。另外,一系列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文章經先進知識分子的翻譯得以引入中國,如馬克思、恩格斯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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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


二是對馬克思主義思想介紹與宣傳。以李大釗為代表的文人志士在深刻了解馬克思唯物史觀后有意識地撰寫、發表或出版文章和著作。1918年7月李大釗于《言治》季刊第三冊上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5] 1918年底至1919年初,他先后在《新青年》《每周評論》《晨報》等報刊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戰后之世界潮流》《青年與農村》等文章。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第6卷第5號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首次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較為系統的介紹。此外,李達發表《什么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勞動者與社會主義》等,陳獨秀發表《談政治》《社會主義批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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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評論》


三是大批先進報刊被創建起來。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催生出一大批具有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報刊和社團組織。除了《新青年》《每周評論》等期刊外,當時全國還有400多種相關報刊。如李大釗主編的《晨報》、瞿秋白創辦的《新社會》雜志、毛澤東作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評論》、周恩來主編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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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評論》


四是催生了一批先進組織和團體。李大釗在《晨報》開辟“馬克思主義專欄”并秘密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毛澤東和蔡和森等人在五四運動之前就組織了“新民學會”。陳獨秀也曾發起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三)主題出版的特點與成效

一是自發性。盡管當時主題出版的概念還遠未出現,但這一意識已經引導著早期知識分子自發地撰寫、翻譯與出版相關著作和文獻,幫助國內民眾站在無產階級立場認識和理解馬克思主義。但由于能夠領導中國革命的共產黨還未成立,當時關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主題出版存在不完整、不成熟、不系統的缺憾。


二是為中國革命的困局帶來新的思想理論,為中國近代救亡圖存的斗爭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指導,打開了我國乃至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局面,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生根發芽,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播下了思想的火種。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主題出版(1921~1927)


(一)歷史背景


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早期傳播與實踐推動了工人運動的開展,并直接促成我國工人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意識到農民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確定武裝革命的斗爭形式。這一時期的主題出版主要圍繞馬列主義中國化、中國反帝反封建斗爭以及中國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等選題組織出版工作。[6]

(二)主題出版圖景


一是更具規劃性地組織主題出版工作。這一時期雖然物質匱乏、環境惡劣,但中國共產黨堅持創辦專門的出版機構,有組織有計劃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相關著作,宣傳共產黨的政治綱領。先后創辦的報刊有《先驅》《向導》《前鋒》《中國青年》《勞動界》《勞動音》《機器工人》《伙友》《工人周刊》《勞動周刊》等;先后成立的出版機構有上海的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長沙的真理書店,湘潭的湘潭書店,南昌的文化書社,廣東的國光書店,漢口的長江書店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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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驅》


二是主動服務大革命高潮和工農運動,一大批探析革命性質、前途、領導權、對象和動力的著作出版,大量宣傳強調農民階級革命斗爭作用的文章發表。如李大釗發表《土地與農民》,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這些讀物對黨組織領導香港海員罷工、安源路礦工人罷工等也發揮了積極作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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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塞維克》


三是堅持革命性,唱響黨的路線方針。這一時期出版了一批反映馬列主義與黨的發展實踐相結合,明晰黨在中國革命中戰略路線方針的著作。如1926年蔡和森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9],中共中央宣傳機構向導社整理出版的第一部黨史文集《中國共產黨五年來之政治主張》等。國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在上海創刊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布爾塞維克》,初步提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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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五年來之政治主張》


(三)主題出版的特點與成效

一是更具規劃性和組織性。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期刊為代表的書報刊成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斗爭的主陣地,為當時的工農革命運動提供了有力的指導,為黨制定下一步的革命路線方針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是對醞釀和探索中國民主革命綱領給予了直接幫助。一大批列寧著作的譯文或相關介紹譯文,如《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論策略書》《偉大的創舉》《蘇維埃政權的成就和困難》等,以及翻譯引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論著和結合蘇聯無產階級革命經驗的著作,促進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國情的初步把握,尤其促進了1922年黨的二大完善了最高綱領。


三是面對復雜惡劣環境開展工作。共產黨的宣傳工作經常遭到國民黨和各地軍閥的打壓,書刊被禁被查事件時常發生。共產黨出版機構采用更換社名、秘密發行或地下活動等多種方式,冒著生命危險千方百計地開展出版和發行工作,使得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黨的革命理念在群眾中進一步產生了影響力。[11]



土地革命時期的主題出版(1928~1937)


(一)歷史背景


大革命失敗和國共合作破裂使得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意識到武裝革命斗爭的重要性。[12]這一時期的主題出版繼續堅持宣傳馬列主義,同時集中加強有關武裝斗爭、批判封建集權思想、開展土地革命、培育優良作風和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選題組織及出版工作。


(二)主題出版圖景


一是繼續堅持宣傳馬列主義。左翼社會科學工作者翻譯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以及《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最早中文全譯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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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


二是積極創立研究組織機構和闡述黨的革命思路。1929年,瞿秋白任主任的“中國黨史研究室”在莫斯科成立,他還親自撰寫了《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此外,以鄧中夏、李立三、張聞天等為代表的一大批領導人都先后撰寫文章或報告,從黨史發展的角度總結經驗教訓、闡釋理論原理。


三是重視主題報刊建設工作和出版“走出去”,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救亡主張。1927年九·一八事變后,在黨的領導或關心、引領下,《華北呼救》《東北知識》《學生屆》《世界知識》等一大批愛國刊物陸續創建,有力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創刊;1929年1月《黨的生活》創刊;1931年11月紅色中華通訊社成立(于1937年改名為新華通訊社);1933年中共中央機關報《斗爭》創刊;1935~1937年,鄒韜奮先后創辦《大眾生活》《生活日報》《抗戰》《全民抗戰》等。[14]同時,黨還重視出版“走出去”,讓海外民眾了解中國共產黨的主張。1928年,中國共產黨在美國創辦《先鋒報》;1935年,黨中央派吳玉章、李立三到法國巴黎創辦《救國時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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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


四是重視文藝創作、讀者服務和渠道建設。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并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和革命文藝創作等活動。1930年鄒韜奮成立“書報代辦部”,尤其重視讀者服務工作,書報銷量增長迅速,后逐步發展成為在全國擁有分支店及辦事處達五六十處之多的生活書店。1935年,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書店,新知書店在上海創立,曾以中國出版社的名義出版了《共產黨宣言》《馬恩論中國》《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列寧主義》《毛澤東救國言論選集》等。


五是蘇區出版事業快速發展。在蘇區紅色政權的保護下,逐步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較完整的出版發行網絡,主題出版工作也進入了空前的繁榮時期。[15]據不完全統計,蘇區書、報、刊1932年出版196種,1933年出版199種,1934年出版148種,3年總出版物占10年間全部蘇區出版物的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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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六是形成階段的毛澤東思想成為這一時期主題出版的重要任務。如1928年的《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即《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1929年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等,以及1931年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成立后發表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1936年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17]


(三)主題出版的特點與成效

一是更加完整和體系化。特別是紅色政權保障下的蘇區出版事業快速發展,大批出版發行機構迅速創建,形成了較完整的從中央到地方,從黨到人民群眾的主題出版發行網絡。


二是具有明確的目的性和鮮明的政治立場。出版物的內容往往結合當時中心任務進行宣傳,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例如,蘇區初創時期(1930~1931年)、蘇區暫時穩定時期(1932年)、反“圍剿”階段(1933~1934年)的主題出版選題各有側重。[18]


三是群眾性更強。在內容表述上,堅持服務群眾、引導群眾的宗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闡釋馬列主義思想和黨的方針政策。在表述形式上,堅持以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黨的革命理念,破除封建思想,凝聚革命共識。


四是在該時期的后期,即長征期間的主題出版工作較為薄弱。由于黨于1935年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其間正常的出版活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兩三年間的出版工作整體上較為薄弱。



全面抗戰時期的主題出版(1937~1945)


(一)歷史背景


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確立了正確的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方針,在根據地開展大生產運動并進一步鞏固抗日根據地建設。在思想層面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開展整風運動,加強黨的建設。[19]


(二)主題出版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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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義論》


一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毛澤東的親自參與下,這一時期延安地區成立了70余家出版機構,出版了400多種圖書。在山東抗日根據地、晉綏革命根據地、華中根據地等延安以外的根據地,主題出版的發展也較為迅速,出版機構包含機關單位、報社、群眾團體、出版社和書店等多個體系,總量達200家。[20]在根據地以外的地區,通過地下黨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創建或影響了大批出版機構。例如上海淪陷后,復社、北社等秘密出版機關成立,頑強地與敵偽的反共宣傳和奴化教育進行抗爭。以復社名義出版的著作主要有《西行漫記》中譯本、《續西行漫記》中譯本、首部《魯迅全集》以及《資本論》等。北社也曾出版《新民主主義論》與小冊子《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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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記》


二是出版了一大批影響深遠的主題出版物。如馬恩列斯理論著作《兩個策略》《國家與革命》等,毛澤東的理論著作《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黨史著作如《陜甘寧邊區的中國共產黨》(1940年)、《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1943年)、《中國共產黨之重要主張》(1945年)等,歷史著作如《日本便覽》(1941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簡史》(1942年)、《太平天國革命運動》(1945年)等,政治類著作如《整頓三風》《整風文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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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持久戰》


三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者結合中國實際,撰寫了大量文章和專著,有力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和普及。除毛澤東本人的著作外,出版有張聞天的《論青少年的修養》《論待人接物問題》《組織工作要中國化》等,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答宋亮同志》《論黨》等,艾思奇的《哲學的現狀與貧困》《論中國的特殊性》等,張如心的《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等。


四是通俗化、大眾化主題出版物發揮了重要的戰斗作用。這類出版物主要以小說和報告文學為代表。小說對讀者的知識水平要求低,內容接近大眾生活,容易受到讀者的追捧,例如《荷花淀》《洋鐵桶的故事》《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呂梁英雄傳》等成為當時的熱門圖書。報告文學直接反映現實生活,描寫真實情景與事件。如《隨軍散記》《劉伯承將軍會見記》《空襲延安的二日》《前線的故事》《大楊莊之戰》《大池村殲敵記》《晉察冀行》《延安生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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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鐵桶的故事》


五是外國記者對中共抗戰故事的記錄,組成了主題圖書出版的特殊部分。1936年6月~10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陜北革命根據地,撰寫《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1937年10月面世;1938年2月中譯本《西行漫記》在國內發行。同年,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出版《中國在反擊》。1943年9月,英國物理學家班·威廉夫婦到達延安,夫婦倆回國后寫出《與中國共產黨相處兩年》一書,又被稱為《新西行漫記》。周恩來曾致電毛澤東等人,指出“統計抗戰以來,英美記者宣傳中共及八路軍、新四軍的書籍不下二三十種,影響我黨信譽極大,并發生一些外交影響”。


六是建立了較完善的主題書報刊發行方式。包括郵政系統、軍隊郵政、群眾轉送等。1939年3月,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建立發行部》的通知,要求從中央到縣委,一律設立發行部,并建立運輸掩護部隊保證發行工作的安全。1939年9月,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在延安正式成立,負責統籌黨的出版發行工作和負責執行具體出版發行事務,對外則以新華書店的名義開展工作。


(三)主題出版的特點與成效

一是出版管理系統化規范化。中國共產黨堅持“集中指導,分散經營”的出版方針,規定出版方向和工作重點,以自上而下發布指令的形式推進主題出版,以保證動蕩時期有序開展宣傳出版活動,并建立了出版制度管理協調機制,明確各宣傳單位要堅決服從中央,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二是重視出版研究工作,強調要系統出版。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關于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規定除了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著作,還應大量出版中級讀物。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思想正式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與毛澤東相關的圖書出版也被提到更高的戰略地位。


三是嚴格把控圖書質量。中央對圖書的內容有明確的規定,反對假大空、華而不實的文章和內容;規定創作導向和方法,強調深入群眾,深入調查。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講話,厘清了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工作對象及工作方法等方面的問題,要求文藝工作者主動到群眾中去,創作貼近人民實際生活的作品。


四是出版與經營模式靈活。全面抗戰時期,中國被各類勢力割據,政治環境極其復雜,中國共產黨不僅在革命根據地通過送書下鄉活動、流動供應圖書等形式組織出版發行活動,更是在淪陷區、國統區等地以書店自營、分銷、郵寄等常規方法結合“化零為整”“廣告宣傳”“張冠李戴”等偽裝形式或公開或秘密地建立出版發行體系網絡,經營模式比較靈活。



解放戰爭時期的主題出版(1945~1949)


(一)歷史背景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緊緊圍繞“反內戰、促和平、民主建國”的宗旨開展宣傳與主題出版工作。


(二)主題出版圖景

一是和平時期(1945~1946)進一步發展。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后到1946年夏內戰全面爆發,屬于較為平和的時期。這一時期解放區的出版機構、出版品種和發行量都有顯著增長。以華中解放區的蘇皖邊區為例,1945~1946年就出版圖書167種,達64.85萬冊。而在國統區,盡管出版環境充滿危機和挑戰,但我黨通過生活、讀書、新知等主體書店和副牌店支線,開展出版活動。同時,將部分出版發行機構轉入地下,開展秘密的出版活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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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解放區刊物


二是嚴峻考驗時期(1946~1948)受到影響。從1946年夏到1948年5月內戰爆發,主題出版工作遭受嚴重打擊,甚至出現部分地區倒退的情況,主要表現在出版機構被迫關閉、出版計劃被迫取消等。[22]比如,新知書店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總店遷回上海,但1947年底又被迫遷到香港。


三是發展時期(1948~1949)得到快速發展。在黨的戰略指導、解放軍的頑強戰斗和廣大民眾的大力支持下,共產黨所占領的解放區不斷擴大,主題出版工作也得到快速發展。東北是最先獲得解放的地區,黨通過一批主題出版物在廣大民眾中大力宣傳“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理念,激發全民解放熱情。


四是出版管理工作得到進一步重視。隨著新中國誕生的前景不斷清晰,黨對出版事業的建設也更加重視。194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對新區出版事業的政策的暫行規定》,明確指出沒收國民黨反動派與官僚資本的出版機關與機構,其他書店經過中央審查后,若確認無誤則可自由發賣,但出版內容不得涉及反動等。1949年3月,周恩來在閱批完《出版工作計劃》和《中央出版局組織大綱(草案)》后對出版管理工作提出具體的要求。[23]


(三)主題出版的特點與成效


一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事業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在東北解放區出版工作快速發展的同時,華東、華北、中原等地的新華書店逐漸建立發展。尤其隨著天津、南京、太原、武漢等地的解放,全國解放區連成一片,中共中央宣傳部成立出版委員會,著手研究全國新華書店的集中統一問題,并確定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服務戰爭、服務宣傳、服務人民政權的主題出版體系,在此基礎上構建了較為完善的出版體系和全國性的發行網絡。


二是出版條件得到較大改善。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城市的過程中,新華書店隨著解放區的擴大和環境的改善,通過沒收敵方書刊資財等方式迅速提升自己的物質條件,快速地擴大規模和拓展出版和發行網絡,一批出版機構也被紛紛新建起來。


三是出版管理制度合理有度。針對接收國民黨出版機關、官僚資本或民營書店等,以及針對不同內容的出版物的審查處理等,都做了詳細的規定。對于涉及反動派和官僚資本外的出版情況,總體上管理還是較為寬松的,這也為新區出版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間。



新中國成立與主題出版發展(1949~1978)


(一)歷史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黨的主題出版工作也隨發展形勢而調整。


(二)主題出版圖景

一是出版進入迅速發展時期。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便設立新聞出版署,以領導全國的出版工作并計劃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出版事業。從新中國成立到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人民政府依法沒收了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官僚資本的出版業,以公私合營等方式對私營資本主義出版業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以新華書店為例,先是將分散經營的新華書店統一為全國性的國營企業,然后將兼營的新華書店分工專業化,分別負責出版、印刷、發行等,最后則是建立了一批專業出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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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


1953~1957年,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展開,要求1957年出版圖書的數量比1952年增長54.2%,事實上1956年就超額完成了這一任務。《列寧全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澤東選集》等馬列著作、毛澤東思想著作和《魯迅全集》《魯迅譯文集》《青春之歌》《紅巖》等反映革命精神的文學作品是這一時期主題出版的重點規劃選題。


二是快速發展后的曲折反復時期。從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國出版工作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指導方針,總體狀況是曲折中發展。1958年出齊《魯迅全集》10卷本和《魯迅譯文集》10卷本。到1959年,出齊了《列寧全集》39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了19卷。1960年出版新編《列寧選集》4卷本。1965年出版新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本、《毛澤東選集》第4卷。在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中,許多出版社比拼出書速度,導致出版物質量較低。而后連年的政治運動使主題出版受到較大影響。


三是發行工作得到較大發展。就圖書發行而言,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為鞏固和發展城市、工礦區的發行工作,大力加強了農村的發行工作。據統計,到1965年,發行到縣及縣以下農村的圖書達4.2316億冊,全國圖書發行網點共有5萬多處。在20世紀60年代初編輯出版的《毛主席語錄》(又稱《毛澤東語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大量發行,據統計,發行量達50億冊。


(三)主題出版的特點與成效

一是發展呈曲折前進的態勢。從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黨的出版事業與主題出版雖受到一些干擾,但總體上還是曲折向前發展的。主題出版在理論著作、革命文藝等方面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

二是形成了獨立完整的出版體系與專業化分工。到1965年,基本建成了獨立完整的出版體系以及出版、印刷、發行的專業化分工,并制訂和完善了各種出版政策和出版法律法規。尤其是下沉到農村的發行網絡的建設,為推動全國廣大農村的思想建設和主題出版物向農村的發行等發揮了顯著作用,幾乎所有的縣都有新華書店,絕大多數的農村鄉鎮都有新華書店分店或代售點。


三是主題出版類型豐富度提升。這一時期出版事業與主題出版工作依舊是黨執政的重要部分,但是出版物類型較以往有了更加多樣化表現。例如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出版方面,黨有計劃、有步驟地介紹包括西方從古至今的重要學者作家的著作等。



改革開放時期的主題出版(1978~2012)


(一)歷史背景


粉碎“四人幫”,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徹底扭轉了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面,并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奮起。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的主題出版工作在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發揮了思想宣傳和出版精品的重要作用。

(二)主題出版圖景

一是明確出版任務,加強工作研究。這一時期中央領導集體重視出版事業,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發布一系列的決策,進一步改革、規范和完善我國的出版發行事業。1979年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明確了出版工作的三項基本任務。1980年國家先后發布《關于書籍稿酬的暫行規定》《關于制止濫編濫印書刊和加強出版管理工作的報告》等,不斷完善和規范出版業發展。


二是主題出版物恢復性增長。這一時期,以黨的理論讀物出版為代表的主題出版工作得到蓬勃發展。比如,1981年出版《周恩來選集》(上卷)、新版《魯迅全集》(16卷),1982年出版《劉少奇選集》(上卷),1983年出版《鄧小平文選》(1975~1982)、《朱德選集》,1984年出版新版《列寧全集》(1~4卷),等等。同時,這一時期主題出版工作還關注國際環境,將中國的優秀主題出版作品發行至全世界。例如1979年中國文學巨著《紅樓夢》英文全譯本出版,1984年《鄧小平文選》英文版在英國出版。1986年5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50卷全部出版完成。1987年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出版。1988年《求是》雜志創刊,成為全黨理論刊物。1993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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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雜志


三是正式命名和啟動主題出版工作。2003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開啟主題出版工程,并對主題出版作出明確定義。在主題出版工程實施之前,相關圖書的出版工作也一直在進行。但多是出版機構的自發行為,并未引起整個出版行業的重視。2005~2010年的主題出版研究相對進展緩慢,主要原因在于學界和業界把主題出版工程簡單理解為政治任務;2010年以后,主題出版研究的上升速度明顯加快,反映出行業的重視程度逐漸加大,學界和業界對主題出版有了新的認識。


四是進入快速發展時期。2003年主題出版工程實施后,出版業的發展大方向被引導到圍繞國家大政方針,服務于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大方向上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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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文選》


2003~2006年,主題出版落實黨的指導思想、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以配合黨和國家的工作,出版了《江澤民文選》《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科學發展觀重要論述導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論域》《毛澤東文集》(精裝版)以及“鄧小平書系”等。針對重大時間節點或節日,出版了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的《毛澤東傳(1949~1976)》,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1931~1945)》,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的《鄧小平在上海》,研究西部大開發的《西部大開發與地區協調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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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上海》


2007~2012年主題出版進入快速發展期。這一時期我國重大事件、重大熱點不斷,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黨的十七大、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等,另外還經歷了汶川地震等特大突發事件,這都是主題出版的重要題材。同時,出版業主題出版積極性高漲,出版社紛紛自主貫徹中央精神,積極開展主題出版工作。到2012年底,主題出版圖書數量已達到2000多種。[2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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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文選》


(三)主題出版的特點與成效


一是主題出版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并成為出版業重點工程。主題出版工作也由此從自發性工作發展為由國家層面指導的出版工程,并形成了規劃、協調機制。[28]


二是主題出版規范化。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發布了大量制度規范,對出版業發展中的問題給出規范性指引。例如,1998年新聞出版署、勞動部聯合發出《關于圖書發行員實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通知》等。2003年以后,每年公布主題出版規劃和指引意見逐漸成為慣例。


三是主題出版傳播廣泛。改革開放的對外開放政策進一步打開了出版業對外宣傳的大門,一大批優秀主題出版作品被發行至世界各地。從1981年開始,一批中國經典著作、傳說、史集的英文版陸續推出,積極與國際出版接軌和互動。1990年中美合作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合作出版方式,以中、英、法、韓等語言出版了大量介紹我國畫冊、文學名著和哲學思想的精品書籍。[29]



新時代的主題出版(2012黨的十八大召開至今)


(一)歷史背景


2012年新聞出版總署下發《關于制訂和報送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主題出版重點選題的通知》,要求各相關出版單位根據黨的十八大主題,安排一批主題出版重點選題。以此為標志,黨對主題出版的指導和規劃進入規范發展時期。出版業針對黨的十八大、十九大,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先后推出一大批高質量出版物,在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和新冠疫情防控、黨史學習教育、“四史”學習教育、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等的主題出版活動中取得了喜人成績。


(二)主題出版圖景


一是進入深入發展時期。據中國版本圖書館CIP中心統計,2013~2017年的主題出版選題數量每年維持在2000余種,增長速度趨于穩定,同時主題出版的范圍大幅擴大,內容更加深刻豐富。這一時期主題出版的選題,關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著作或關于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選題,出版了《胡錦濤文選》《科學發展觀學習綱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之江新語》《平易近人——習近平的語言力量》等。關于深入解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選題,出版了《鑄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十二講》《社會主義價值觀導論》等。關于黨執政以來帶領國家人民取得偉大成就、決定性成就的選題,出版了《十八大以來新發展新成就》《中國共產黨如何治理國家》《偉業之魂》等。關于重大歷史事件、重大時間節點的選題和覆蓋少兒大眾群體的經典選題,出版了《南京大屠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遺忘的大浩劫》《辛亥革命全景錄》《少年英雄王二小》等。另外,還借老一輩革命家的紀念日展現黨發展過程和光輝思想組織選題,出版了《毛澤東年譜》《毛澤東思想通論》《鄧小平文集》《在小平同志身邊二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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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易近人——習近平的語言力量》


二是主題出版成為拉動出版業增長的重要引擎。黨的十九大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黨領導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成為鮮明的時代特征,主題出版物擴展至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方方面面,主題出版進入爆發式增長時期。2018年以來主題出版圖書的單品印數不斷增加,傳播效果不斷增強,國家重點主題出版物印數均較高。例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年度印數超過3200萬冊,《新時代面對面》超過980萬冊。再如,僅2017年11月7日~2018年2月2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中英文版全球發行即突破1300萬冊,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30]2020年針對新冠疫情防控,出版了一大批歌頌“戰疫”精神和輔導讀者做好疫情防控的圖書,深受人民群眾歡迎。2021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主題下,《中國共產黨簡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和習近平《論中國共產黨歷史》以及關于黨史的通俗理論讀物《火種》《文獻中的百年黨史》等一大批主題出版物相繼推出,旋即達到巨大的發行量,為引領人民群眾感黨恩,永遠跟黨走發揮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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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三)主題出版的特點與成效


一是主題出版積極配合黨和國家工作大局。集中反映在通過選題的整體設計來主動對接國家戰略和服務大局。


二是主題出版精品著作與生動通俗作品相結合。通過主題出版,深度挖掘當年重點選題的主題,經過精心策劃形成重要的文化積累,充分體現了出版記錄歷史、傳承文明、服務社會的功能。同時借助通俗出版物實現更富人情味,更接地氣,更能觸動人心的主題出版特色。


三是主題出版“走出去”成績顯著,國際化水平快速提升。2017年第24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習近平講故事》等140種優秀主題圖書獲得了國外出版方的關注。同時,中國主題圖書在法蘭克福、巴黎、紐約、莫斯科等國際知名書展上也均成為亮點。[31]


四是主動對接“一帶一路”倡議。除了傳統的“走出去”方式外,出版業及時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展開深度合作。例如,2016年新世界出版社在印度新德里掛牌成立了第一家海外的中國編輯部,201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成立越南辦事處。中國出版集團更是先后與13家海外出版商合作,成立國際編輯部,不斷提升中國主題圖書的國際影響力。[32]



總結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主題出版工作繁榮昌盛,其對國內外的影響全面、深刻而長遠。結合新時代的發展條件和當下的出版工作實際,中國共產黨百年主題出版工作給我們的重要啟示:一是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出版符合時代發展和人民看得懂、愿意看的主題出版物。二是要持續加強內容與形式的出版創新,在內容上要借助通俗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表達政治話語;在形式上要推進新興科技與出版深度融合,增加數字資源供給,使同一內容通過不同的表現形式深入人心。三是要嚴把質量關,推動主題出版高質量發展。既要加強出版立法,增強市場激勵機制,又要強化高質量選題開發和編審制度,切實推動“三審三校”制度落到實處。四是要重視綜合素質出版人才的培養,增強出版人的政治素養和文化理想,強化出版人的使命擔當。五是要堅持經營創新,包括傳播載體、營銷方式、發行手段等多方面創新,強化資源的把握和有效整合。六是要積極參與國際出版活動,主動建立“走出去”平臺,引導外國人寫好中國,更強提高中國共產黨主題出版的國際傳播力。


本文作者簡介:曹建,編審,上海遠東出版社黨支部書記、社長;郭占文,同濟大學新聞傳播學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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