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上半年國內虛構小說述評

2021-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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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余華 回望 鄉土

■宗城

縱觀2021年上半年的小說世界,對世道人心的描摹、對想象力的開拓,以及對當代社會重要議題的回應,成為作家創作中潛藏的三條主線。這其中,既有現實主義傳統的繼續深入,也有成名作家、青年作家對先鋒技巧的繼續琢磨,我們能看到余華、王安憶等已經躋身經典的作家出版新作,也能在茫茫書海中看到陌生卻驚喜的面孔,挑戰我們的固有成見。

從影響力上來看,2021年小說世界的第一件大事,顯然是余華時隔多年推出的新作《文城》。這部小說以倒敘、插敘等手法,講述了北方男人林祥福攜女南下尋妻的故事。小說可分為兩部分:《文城》和《文城補》,故事背景在北洋軍閥混戰時期,穿插了對幫會、土匪、軍閥、鄉紳等人群的描繪,是典型的以小見大式寫法。最新數據顯示,《文城》的銷量已經超過100萬冊。

《文城》出版后,許多批評家為其獻上掌聲,但也引起了不小爭議。在故事的講述上,余華設置了一明一暗兩個主題。明面主題是林祥福尋找小美的故事,暗面則是對文城的追尋,但文城是什么?它可以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一個虛指。“沒有人知道文城在哪里。總會有一個地方叫文城”。有意思的是,小說的背景恰恰是在一個傳統禮法崩壞、人命如草芥的年代,在那樣一個人間翻天覆地、信仰重新洗牌的時局,敘述者呼喚文城,想必不只是唱一曲復興傳統的贊歌,而是更深的精神曠野。所謂文城,或許是一個安頓現代人心的地方,但文城永遠在路上,不可被到達,它就像是古人常說的“道”,道在頓悟,在求索的路上,而非一個結果。或許,《文城》的質量還有待時間檢驗,但它顯然是2021文學界的重磅炸彈,值得更多深入的討論。

除了《文城》,王安憶的新書《一把刀,千個字》也是值得被重點討論的對象。小說從清袁枚的 “月映竹成千個字,霜高梅孕一身花”進入,以紐約法拉盛作為倒敘的開端,以一位淮揚名廚的成長經歷為敘述線索,敘事長度從建國初期到如今,敘事空間跨越了東北、上海、紐約法拉盛、舊金山唐人街等多個地區。

《一把刀,千個字》既是兩代人之間的對視,也是對歷史廢墟的一次勘探與深入。王安憶選擇了她熟練的布局嚴密又暗藏玄機的敘事方式,對歷史內部的幽微和“沉默之處”進行了一次正面強攻。在浪漫主義的英雄年代,與市場浮沉的世俗年代的之間,王安憶書寫那些與往昔的幽靈搏斗,又在此世疏離仿徨的人。她講述的既是大時代下個體的命運,也是個體命運所映照的世道更迭與永恒創傷。

在這部小說中,王安憶也展現了自己爐火純青的敘事功力。她在前半部看似渙散的敘事中慢慢蓄力,在法拉盛與過往歷史的交替中,使小說有了一種“如歌的行板”似的從容。這部小說既是敘事的美學,也可作為世俗好看的故事,小說對淮揚廚師的描繪、對法拉盛的記錄,為讀者提供了人類學研究般的趣味。王安憶令人尊敬的一點,就是她始終在學習,用小說去領略不同行業的風采。她曾說:“許多職業作家到最后常是以寫作本身當小說的題材,其實是無奈之舉,損失了小說世俗的趣味。行業到精深處就是藝術,器物里面藏著多少故事,而寫作者可說是一切行業的門外漢,自己的職業似乎又不能稱作行業。我最喜歡聽手藝人說話,有一次我送家里一具紅木櫥去修,木匠行老板一看就說是民國的東西,問從哪里看出,回答榫頭,接著告訴各種嵌榫的方法形制,可惜沒有基礎,完全不能得門而入。”

2021年國內小說的另一大特點,是長河式小說繼續涌現,作家們以巨大的魄力,回望了一個時代留下的遺產,其代表作如《有生》《受命》《民謠》。

《有生》是胡學文沉淀多年的史詩之作,2021年中國文學世界不可忽略的一座山峰。這部小說講述了一個起始于“接生”的故事,小說的敘事長度從晚清一直到當下,卻被濃縮在祖奶一個白天和一個夜晚的講述中。它不是平鋪直敘的手法,而是大量利用意識流、倒敘、插敘、閃回的技巧,以傘狀結構作為支撐,在祖奶奶這條主線和其余副線的串聯之下,賦予了整部小說眾聲喧嘩又蒼涼沉郁的質感,為中國的長河小說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

說完《有生》,再說《民謠》。《民謠》是學者王堯沉淀20年寫作的回望之書,這是一部“文革”后期少年的“口述”成長史,也是一本寫給學者和評論家看的索引式小說。小說以第一人稱“我”為視角,通過主人公王厚平1972年在碼頭上的所知所感,展開了一卷長河般的歷史敘事。在少年的成長與回望中,王堯同時涉及了革命史和家庭史的斷裂和重建,在一種日光流年般的滄桑筆調中,王堯引著讀者順著流水,進入鄉土中國的歷史深處。

《民謠》的語言有散文和詩的融合質感,小說在一種哀愁、沉郁的口吻中,不疾不徐地展現出一代人心靈史的光亮和暗面。《民謠》的厚重與詩意,也讓它在《收獲》發表后就引起如潮好評。《收獲》主編程永新認為:“到《民謠》,王堯已獲得一個真正有漢語之子的地位。”

(下轉第10版)  (上接第9版)

今年的一大意外之喜,是長篇小說《受命》。《受命》是止庵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據他本人說也將是最后一部。這部小說回到了那個天真而感傷的1980年代,通過不同身份人物的在場、言說,對北京風物事無巨細地描寫,形成了一種眾聲喧嘩的語調,令哪怕是沒有經歷過1980年代的讀者,也能具體地感受到那個年代人們的樸實、朝氣、理想主義,以及男女之間曖昧和朦朧的情愫。

這是一部遲到二十多年的小說。在《喜劇作家》后記里,止庵曾提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他想寫一部長篇小說,“當時作了詳細的提綱、人物小傳等,并且起名‘神話’。但因為他在外企打工沒有時間動筆,一下子就擱置了四分之一世紀。止庵把這部小說稱為‘我最后想寫的小說’”。(轉述自張釗《止庵的〈受命〉,記錄時代的腔調》)

后來,這部原名《神話》的小說,改名叫《受命》。取自《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小說以復仇為引子,還原1980年代北京的生活質感。止庵寫的是一部關于時間的小說。一個人如何面對他所處的時間,如何處理羈絆。復仇是引子,背后是綿延無盡的記憶深淵,那些過去,父輩的和我們自己經歷的事情,所留下的精神負債。我們該如何處理這筆債,又如何坦然地放下過去,面對未來。

止庵懷抱著一種追憶的情緒來寫這部小說,不只是對青春時期的追憶,也是對一種日漸逝去的北京文化和精神的追憶。這本書最動人的地方就是他的誠懇,他老老實實地寫一個1980年代的故事,一個力求復活那個年代某些側面的精神品質和物質生活的故事,所以這部小說雖然是虛構,卻有非常真實的生活的觸感,它流淌著一股真與誠的余味。

中生代作家穩步前進

在成名已久的作家持續創作時,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初出生的一批中生代作家,也在自己的小說道路上穩步前進。朱岳的《脫韁之馬》完全打破自我,他的小說仿佛一個又一個分身。朱岳的小說專注于有趣和好玩,但這并不意味著一種淺薄,而是以更具有創造性的方式來抵達小說的秘密。而何大草的武俠小說《拳》,以武寫文,看似回望武林宗師,其實是在探索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其用意跟王家衛的《一代宗師》殊途同歸。

在這批作家里,孫頻和阿乙也是不滿足于自己舒適區的人物。孫頻是80后,早期以疼痛文學聞名于小說世界,她對女性身體體驗的把握、對于人內心復雜之處的勘測,在《疼》《鹽》等多部作品里都已經讓讀者大開眼界。今年出版的《以鳥獸之名》則是孫頻的轉型之作,小說收錄了孫頻最新發表在《收獲》等刊物的三部中篇小說《以鳥獸之名》《騎白馬者》《天物墟》。三部作品主題不同,但都具備一個尋隱的視角,既有在廢墟中建造江南園林的神秘人物,也有一樁兇案牽扯出的鄉村秘密。孫頻書寫了一顆顆時代變革中的失落之心,在對古老村落、寂寞行人、當代隱逸者的探尋中,展現出人心的復雜與深邃。

相比孫頻,阿乙則是在先鋒小說的路上愈發開闊。《騙子來到南方》是他的最新中短篇集,小說由短章、短篇、中篇、寓言、故事新編五個部分組成,是阿乙熔煉先鋒氣質與縣城日常的一部奇絕之作。這部小說集既有同名中篇小說《騙子來到南方》這樣運筆細密、氣韻充沛,結尾還能別開生面的縣城世俗故事,也有《生活風格》這樣冷硬又直面人性復雜之處的小說。阿乙小說的難得之處在于,他是一位真正實踐在地式先鋒書寫,并將史詩風格與世俗生活融匯貫通的小說家,他的小說深值于中國南方鄉土的日常,又具有一種向上拷問生命更高意義的氣質。

還有一位作家寫作已久,論年歲也是孫頻和阿乙的長輩,在近年來的創作中卻異常生猛,猶如剛剛步入巔峰期的中生代,她就是尹學蕓。

《尋隱者不遇》是魯迅文學獎得主尹學蕓的最新中篇小說集,從基層官員寫到市井百姓,從互聯網穿梭到尋常巷陌,尹學蕓筆法老練、布局沉穩,在不同題材的小說里保持了連貫的水準。在她看似樸拙的文字里藏匿著犀利的筆鋒,不緊不慢的敘述中蘊含著小說家對人情世故的深入洞察。同名中篇《尋隱者不遇》如同詩篇,尋隱者不遇隱者而自行隱去;《望湖樓》借民間寫官場,勾勒出基層官員和鄉鎮村民的共生網絡;《蘋果樹》寫渡盡劫波的兩人心靈卻再難相通;《喂鬼》寫的則是農村人沉重的命。《收獲》主編程永新評價尹學蕓,說她:“進入什么都能寫、怎么寫都不會寫壞的境地”。在中篇領域,尹學蕓已經是國內一流的小說家。她對世態洞察卻并不油滑,在純文學期刊發表已久但沒有那種老態龍鐘、拿腔拿調的生硬,正如評論家張定浩所說:“在這些結構純熟、耐心細密、充滿煙火氣的故事里,總有一些鋒利之物隱伏其中,像一個技藝精良的繡師遺落于枕被中的針,我們猝不及防地被它刺痛,想到那雙編織人世溫厚的手也曾戳破著人世,或者二者就是一體的。”

在我國港臺作家方面,香港作家西西延續了她強健的筆力。西西是當代香港文學成就最高的一位作家,這部《欽天監》是她的全新歷史長篇。整部小說的謀篇布局與前作《哨鹿》異曲同工,把明末清初作為背景,以一位供職于清廷欽天監的普通官僚作為中心人物,官僚周若閎的家世沉浮為橫面,欽天監的歷史脈絡為軸,在宛如一幅歷史長卷的筆觸中描繪中西方文化與視角的差異,以及被政治漩渦裹挾的普通人的命運變遷。

西西在這部小說中展現了自己淵博的歷史知識和深厚的材料組織能力。小說融合了東方占星術、周易、史學與西方天文學、幾何、數學、地理學等知識,穿插宮廷奏折、明清筆記、傳教士日記、回憶錄等材料,內容細密,卻并不冗長,作家沒有把小說作為一種知識的炫耀術,而是讓知識為整個故事服務,借助故事生發出歷史思辨和對當下的啟示。

西西的《欽天監》是一部反映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社會心理,以及知識分子在動蕩時局中如何自處的作品。對于個人在大時代變遷中的無力,作家寫得入情入理,讀罷令人掩卷嘆息。

此外,在現實主義這座高山上,軍旅小說、家族小說、鄉土小說也有新的收獲。它們主要以革命之路、建黨建國,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社會建設的重要事件為素材,如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改革開放、脫貧攻堅等重大歷史題材。例如何建明《雨花臺》、石鐘山《五湖四海》、劉慶邦《堂叔堂》、王松《暖夏》等。也有作家另辟蹊徑,如黃怒波《珠峰海螺》,用長篇小說的體量來寫登頂珠峰的故事,這在文學史上并不多見。而季宇的《群山呼嘯》,寫的是清朝末年的家族故事,用小家喻大家,以家族命運來寫國事浮沉。邵麗的《金枝》,則是在家族敘事里強調了女性的命運,在幾代人的周旋與繼承之中,書寫中國女性的堅韌。

2021年也是青年作家繼續創作實踐的一年。在去年陳春成《夜晚的潛水艇》、林棹《流溪》、王占黑《小花旦》、金特《冬民》、雙翅目《公雞王子》等驚喜之作后,今年青年作家普遍在把嚴肅內核與類型敘事相結合,不再拘泥于傳統的創作手法,呈現出他們對現實與想象的體會。例如陳思安《體內火焰》、東來《奇跡之年》、沈大成《迷路員》、路魖《角色X》、錢墨痕《俄耳普斯的春天》、程皎旸《危險動物》、張葉《四樓的玻璃柱》等。他們的題材各異,但都在將推想、懸疑、科幻、古典等元素與文體融合,邀請讀者走入更富想象力的世界。

還有一路作家則回歸到老老實實講故事的傳統。他們繼承了契訶夫、巴爾扎克等作家的現實主義筆法,截取城市、鄉土社會的側影,反映若干群體的生活困境與精神狀態。其代表如張慧雯的《飛鳥與池魚》。在這部小說集里,張慧雯展現了一種契訶夫式的分寸感。她的運筆細膩節制,別開生面,流露著異鄉者對故土的深情回望。張惠雯是一位創作上極為耐心的作者,她的小說繼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還鄉”傳統,致力于書寫漂泊于城鄉之間、異國與故土之間的人們。在寫作縣城與還鄉者時,張慧雯的筆觸尤其老練。如同作家林培源所說:“這些小說里,總有一雙善良看待世界的眼,但內里又有張惠雯自身獨特的風格和腔調,細膩、內斂,動人處如同一霎那的火光,照耀黑暗。”

葛亮的《瓦貓》以典雅語言,為手藝人立碑,他讓過去在文學史上并不顯赫的人群,以群像方式出現在小說世界。而一筆一劃間,延續了葛亮在《北鳶》《朱雀》中的文字氣韻。此外,鄧安慶的《永隔一江水》是他目前為止最成熟的創作,書寫的是鄉土社會的人心世道,留有惻隱之心的余味;喬葉的《朵朵的星》屬于兒童文學,是一部關于兒童成長的溫暖小說;《我是余歡水》原著作者余耕的新小說集《我是夏始之》,寫的是當代社會里的平凡小人物,延續了和余歡水一樣的味道。

“你能勘破你自己嗎?”作家東西耗時四年,創作出長篇小說《回響》,首發于《人民文學》,出版后得到作家余華、導演陳建斌、評論家孟繁華等名家的推薦。這部作品以懸疑案件為切入口,但它并不只是一部推理爽文,而是在懸疑的外衣下,隱藏著作家對人的情感和人性最深處灰色地帶的勘探。這是一部注重情節和人物的小說,也蘊含了諸多推理學和心理學上的知識,寫作難度不小,也很考驗作家在可讀性和嚴肅性上的平衡。它在類型上屬于偵探小說,但仔細琢磨,它其實更像心理小說,它所注重的不是本格推理作品式的手法,而是通過罪案,深入挖掘人的心理。因此,有評論家把該作稱之為“心理現實主義”小說。韓少功曾說東西的小說:“一個個堅實的細節差不多是呼啦啦噴涌,是話趕話撲面而來,全程緊繃,全程高能,構成了密不透風和高潮迭起的打擊力。老把式們才知道這種活兒有多難。這種小說不是寫出來的,是活出來的,是一段歲月深處蘊積和發酵的生命本然。”《回響》正是這樣的一部作品。

馬華文學強勢崛起

最后,雖然并不屬于國內小說的范疇,但作為華語文學大家庭的一員,馬華文學在近年來的強勢崛起尤為值得關注。以黃錦樹、黎紫書、張貴興、李永平、賀淑芳為代表的一批馬華作家,在文字上展現了自己開闊的視野和獨到的想象力。今年值得關注的兩本,是張貴興的《野豬渡河》和黎紫書的《流俗地》,它們完全有資格競爭年度最杰出的華語長篇小說。

《野豬渡河》是張貴興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紅樓夢文學獎的優勝作品。張貴興把故事放在二戰日據時期,日本南侵馬來群島,砂拉越淪陷,22個男人的頭顱被砍下,當原住民被恐懼的陰影籠罩時,一只露出獠牙的公豬伸出舌頭舔舐死者的血液,正準備與母豬交配。故事就這樣在人與物視角交換的敘事中展開,野豬成為窺探人類世界亂象的一個敘事工具。在《野豬渡河》中,張貴興不但延續了《猴杯》狂暴、駭麗如同雨林藤蔓般瘋長的語言,也在對南洋歷史的深潛中,書寫了“天地不仁,萬物為芻狗”的敘事質感。小說中人對自我的美化被無情剝奪,人和動物在敘事上近乎平等,張貴興用雨林的濕熱危險與歷史的詭譎莫測相結合,在對文本的建構與打破,對敘事視角和時間順序的打亂和重組中,張貴興刻畫出一個華美地獄般的矛盾空間,這個空間既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有源源不斷的性愛、虐殺和權力更替,正因如此,《野豬渡河》超越了普通的傷痕敘事、英雄主義敘事,呈現出歷史肌膚上更細致的紋路,更重要的是對人本位的小說傳統做出了反思。

《流俗地》則展現了馬來西亞市民性的一面,是對馬華各民族相處,尤其是女性世界的幽微呈現。黎紫書通過對盲女銀霞的命運書寫,在革命與流亡、殖民與反抗等傳統馬華文學敘事路徑之外,開拓出新的對馬來世界的講述方式,在她四兩撥千斤的語言中,有對馬來社會極為精確的寫照。

最后,需要致歉的是,筆者已經爭取抽出盡量多的時間來閱讀作品,但仍感到書海茫茫、無窮無盡。因此,我必須對遺漏的作家說一聲抱歉,也希望讀者只是把這篇述評作為入門之磚,能夠辯證地看待本文存在的不足。

宗城  1997年生人。廣東湛江人,小說寫作者、文學批評者,曾獲廣西師大書評獎、香港青年文學獎,作品散見于《廣州文藝》《單讀》《西湖》《ONE》《SIXTH TONE》《作品》《財新周刊》《新華文摘》等雜志或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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